台下不少人都跟他是一样的心思，提学自然明白此意，只静静等着他们。直到讲学停下来一会儿了，台下众生才回过神来，在宋时引导下起身谢方大人授课。

方大人淡然一笑，朝台主席上坐着的宋县令点了点头。

不一时宋县端着官袍下摆走了上去，亲自作主持人，对台下学子们说：“诸人若有不解之处，可用一幅纸写下自己要问的问题，密密折好。待会儿将有衙差捧箱过来收取，大会结束时讲学的两位大人、两位老先生都将于其中各挑三个问题作答。”

不能按着记者招待会来，让他们张口就问，得像网络采访一样筛选出合适的问题。

但就这么个提问机会，平常也轻易落不到这些普通生员身上。台下众人一片哗然，连笔记都顾不上补了，连忙搜肠刮肚地想着自己要问什么，或与同乡好友商量，众人同问一个问题，好叫抽中的机率更高。

方提学听着底下嗡然议论的声音，却不下场，而是扫了扫台下，清咳一声，朗然道：“方才我讲的‘知行相须’之理，可曾讲得明白了？若已确知此理，问题便可不限于‘知行’。”

噫！这不就可以围着四书提问，多打听得几分明年秋试的考题了？

众生连忙又把刚写下的“知行”字眼划去，冥思苦想如何提问才能套出考题。方提学高台上将他们的小动作尽收眼底，含笑摇头，缓步走到台下领导席中，回头敲了敲嘉宾席宋时的桌子，轻松地问了一声：“诸生此时都已知我所讲，正思量着该再问本院什么，你这学生却只顾书写，莫非还不曾‘知之’？”

宋时一心听提学讲课，根本没在研究考题，是以被点名时也是气定神闲，心态平稳，站起来应了一声“是”。

他不只背过好多篇写到“知行相须”的论文，还掌握了王阳明圣人“知行合一”的心学理论以及或王夫之“行先知后”的唯物主义知行观，甚至能现场把哲学理论往前推进六百年。

不过方提学不是真要听他报告，他也就以同样轻松的口气答道：“学生今日听了老师讲课，只算初得‘知之’，此后还须多用功读书，以行促知，待到秋闱中挣下一个功名，才敢对老师说一声又深‘知之’。”

方提学朗声笑道：“你这学生倒是胆子大，凯有拿圣人言辞作排调的道理？本院倒看看你明年能拿个什么成绩——你莫以为回了京我便追究不着你，这里还有个桓通判是你亲师兄，我到时候只找他要乡试名录！”

宋时低下头谦恭地说：“老师放心，到时候学生必定亲自把名次递到老师面前。”连卷子都得递到老师面前，考多少名就全凭老师填了。

方大人尚不知道他的胆子叫自己养肥了，敢在福建考举人，只想着顺天乡试易过，他又有个好师兄在身边指点，蹉跎不了几年，便满意地挥挥袖叫他坐下。

他自己也坐回首席，对身旁的桓凌说：“桓世侄与宋子期相好，来日也替他补习补习。你们师兄弟若都做了少年进士，说出来也是一桩佳话，你先翁面上也有光彩。”

桓凌应道：“我们也正有这般打算。师弟过完端午也要和我回府里，到时候还要叨扰年伯，望年伯不弃。”

他自然地大包大揽，将宋时的事说得像自家身上的事一样，方提学也没意识到什么不对，直接应了下来。

此时宋县令正在台上主持，并不知道已经有人不声不响地顶替了他这老父的位置，为他儿子的事跟老师沟通，仍是兢兢业业地在台上主持，请下一位讲官，前吏部文选司郎中张大人上台。

他们排讲座顺序是按着在职时的官职顺序来排的：方提学虽是七品御史，却位卑权重，在京三品大员也要在他面前折腰的，自然无人敢排在他面前；之后便是曾任五品吏部郎中，却早早抛下实权清贵之职，回乡作了一位讲学名士的张郎中；在湖州知府任上告老致仕的王大人；最后才是见任六品通判的桓凌。

张郎中自己开书院授课，讲学经验丰富，并不讲理学，而是讲跟考试有关的基础理论——立国百四十年来，《大学》《中庸》题都出得差不多了，考题最可能出自《论语》《孟子》，而《论语》又是记录孔子言行之书，更可能出题，他便摘了一段“八佾”来讲。

而王知府是做了多年亲民官的，以实务为先，讲的是朱子传人陈淳的《北溪字义》。

陈淳讲“力行为主，致知副之”，较之朱子的说法更合他的心意。不过之前方提学讲了“知行相须”，他不能再接着讲知行，便讲了《北溪字义》中的“敬”。

朱子讲“居敬穷理”，他便从这个“敬”字讲起，给台下众生讲如何持敬修心：无事时心平气静，不神游外物，有事时则心中只装这一件事，不要被第二件、第三件动摇。

虽然跟考试无关，也不是教材主编朱子本人的思想，宋时还是很认真地听了——这个持敬工夫对拖延症也很有用啊。要是真能做到专心一事，不被闲书、杂事、门外卖东西、打球的声音打搅，学习效率肯定能提高不少！

回来写个座佑铭贴墙上。

王知府讲学终了，台下众人照例起身致谢，然后研究该向他提什么问题。宋时飞快地写了一个中庸题折起来，便注目眼前座席，一眼不眨地看着桓凌朝台上走去。

终于轮到他师兄讲课了。

他亲师兄，学问特别好，能考全国前十的！

他的腰板儿悄悄挺直了几分，抖擞精神、抓紧毛笔，只等着记下他整场讲座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