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按照熙宁间修订的新法，“凡杀人，虽已死，其为从者被执，虽考掠，若能先引服，皆从按问，欲举律减一等”。

周清认为，如果根据这条条文，那么在本案中，通过之前团伙老大对徒弟“有救者先杀之”的教唆，可以断定，这个团伙里，老大才是首领，是这个杀人案的主犯。

而动手杀人的两个徒弟，只是执行团伙老大的命令，应属从犯。

另外他们被捕后，三人“至狱先引服”，这就属于自首。

因此依照熙宁新法，使用新法的减刑条款。

而相州当地的地方法院，却判他们死刑，之后刑部也没有驳正，是存在瑕疵的，这属于“皆为失入死罪之错判。”

失入死罪，就是官府错判，杀了不该杀的人，这属于重大失职！

周清之所以这么上心，是因为王安石变法的时候，搞了一个激励措施。

“若刑房能较审刑院、大理寺、刑部断狱违法得当者，一事迁一官。”

周清原为江宁府的司法官，很有才干。

王安石一直很欣赏他，做了宰相之后，便提拔他拔进了中书刑房。专门负责抽查往年的刑事判决档案，检查是否有错判、误判或者疑点，提出反驳。

在一事迁一官的激励下，周清“吹毛以求其失”，四年内升迁至供备库使、行中书刑房堂后官事。

这不是什么毛病，因为从律法上来说，只要周清的质疑是站得住脚的，那就会起到纠正枉法的良好作用。

所以赵顼便将案子交给大理寺复核。

负责复核的大理评事窦平、周孝恭认为，盗魁固然交待过徒弟“有救者先杀之”，但这里的“救者”，显然是指“执兵仗来斗者也”。

而本案中，被杀死的邻人只是“以好言劝之”，因此并不能算作盗魁前提中的“救者”。

也就是说，盗魁教唆这个前提，在此案中并不成立。

因此盗徒出手将他杀死，是此案的主犯，不可认定为从犯，依律当然应该判处死刑。相州的判决没什么差错。

两人商议之后，又去请示周清的上司、中书刑房检正公事刘奉世。

刘奉世听取了两人的解释，问道：“你二人是法官，自己拿好主意，回复陛下就可以了，何必来告诉我？”

窦周二人又说：“然则此案，实不可认定为‘失入死罪’。”

刘奉世说：“那你们就当坚持判断，从来没有人指示过，此案必须裁定为‘失入死罪’。”

于是大理寺作出对相州案的复核裁决——相州案不存在“失入死罪”的错判，周清的请求予以驳回。

周清不服，坚持相州案判决不当，要求再议。

于是赵顼又将案子交刑部审议。

刑部的法官最后却认为，周清的质疑有道理，相州案的判决有失误。

大理寺对此裁定当然不服，就在大理寺，刑部，中书刑房对此案展开大辩论之时，皇城司一封报告，让事件彻底改变了走向——“相州法司潘开，赍货诣大理行财枉法”，“赍三千余缗，赂大理寺”！

贿赂法司，妨碍司法公正，败坏大宋法度。赵顼当然不能容忍，勃然大怒，立即指示开封府，详查潘开行贿一事。

案情重大，事关朝廷司法，开封府领命之后立即审讯了相州现任法官潘开及相关证人。

到此，相州劫盗案，性质发生了彻底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