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臣请改革官制，校勘《唐六典》，将之与如今大宋机构的职能进行参照划分，还政三省，恢复大朝廷的制度规模。

以尚书左、右仆射为宰相。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行侍中之职；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行中书令之职；借以发挥中书揆议、门下审复、尚书承行的职能，实际上权归于上；

同时，参知政事改称中书侍郎、门下侍郎和尚书左、右丞；

凡省、台、寺、监领空名者，一切罢去，使各机构有定编、定员和固定的职责；

许多机构或省或并，如三司，可以解构，归户部和工部；

审官院，可并于吏部；

审刑院，可划归刑部。

过去的“官”，仅用以定禄秩、序位著，与差遣发生很大的混淆。

此次改革，“还政于官”的同时，还可以“以阶易官”，将散官正名为本官，而原来的本官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将仕郎三十七级，整理合并成工资等级名称，作为“寄禄”之用。

两者互换之后，至少在名义上，大宋朝廷便恢复了汉唐之制。

这些大概就是历史上赵顼元丰改制的全部内容，换汤不换药，导致行政效率没有提高，比过去还显得拖沓。

所得的好处，仅仅是节省了两万缗的行政开支而已，但却是以行政效率更加底下为代价，因为其本质没有得到改变。

为了避免这些问题，苏油在奏表中写明，其一，唐朝至今已然数百年，即便是最强盛的开元时期，人口，经济规模，生活方式，社会结构，今日与之相比，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改制的根本目的并不是为恢复旧制而恢复旧制，而是要更好地为新朝服务。

因此在校勘《唐六典》的同时，还需要将大宋如今的官制进行同步梳理，厘清两者间的关系，能平移的最好办，直接平移，其余的必须或增或减，保证满足一个前提的需要，那就是所有的事情，都要有人做。

第二就是事有大小经权，不能搞一刀切，比如中书的部门职能需要制衡监督，但是到了基层还这么搞，除了降低效率提高行政成本以外，一点好处都没有。

另外就是手续流程，比如五十万贯的河工经费，重大杀人案件，造反谋逆的罪行，与一两贯的差旅费报销，偷鸡摸狗的社会治安事件，其手续流程当然是不一样的，这就还需要具体职务具体分析。

不能小瞧这一点，历史上元丰改制的巨大失败，就是小事流转审批花费了大量的时间，造成政务停滞，最终名存实亡，到徽宗朝又基本换汤不换药的改了回去。

制度问题梳理清晰之后，还有人员问题。

人员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人员的退出机制，一是吏员和底层公务员薪酬机制。

历史上官员一旦退出政府，收入就彻底没有了，宋代做了一些改革，但是成效不明显，对于退休的大臣，多加以宫观之职，作为养老之用，导致冗官更盛。

公务员没有了职业保障，就不能指望他有职业素养。如今财政好转，每年南海收入多了数千万贯，纳入国家赋税收入的，也有千万贯之多，加上京师冗军问题的解决，又节省出数百万贯，这部分财政盈余每年高达两千万贯，已经可以使用其中的一部分，来着手解决公务员的养老以及吏员的收入发放问题。

就跟做生意一个道理，要得回报，首先就得先有付出。

官吏的养老金，得在官吏退休之后开始发放，如果官吏因贪腐，犯罪等原因被提前剔除出了官僚体系，那他一文钱都得不到。

同样的，中下层小吏的薪水提升，也要克扣一部分下来，视一年绩效在年终发放。

这样就能保证他们能够积极做事，还能让一大部分出身寒微的人，有兴趣投身到基层政府的运转当中来，而地方官员，将不再是只有当地豪强可以依靠。

这会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有了这个，封建社会才有可能实现政权下乡，被乡老，族长，豪绅们一直以来把持的社会基层政权，会被这项制度撕开一条缝，而普通民众，也能得到更大的喘息机会。

这部分人的薪水捏在政府的手里，知县知州的手里，这样即便是流官，哪怕新到一地，也将天然获得与乡老豪绅们对抗的力量，站在政府一边的力量。

所以苏油规划里的元丰改制，已经不再仅仅是停留在表面，而是深入到官制底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