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商品粮罢了。但这是官粮，即便为了不扰民，给了少许补助与薪酬，但相对于这个天文数字。不但扰民，甚至都会严重影响到今年的农业生产。

因此王韶在前线说不用那么多兵力。那怕少十万人，对于后方将会产生大量的松压。

然而郑朗不放心。史上宋朝五路伐夏，兵力是三十五万，民夫二十万，用人数五十五万，但它失败了，不管什么原因失败的，郑朗不想重蹈覆辙。

郑朗又说道：“我朝非是象秦朝那样穷兵黜武，此战只能胜不能败，况且还有一个强大的契丹在边上虎视眈眈，因此征用了重兵，以雷霆之势催毁西夏。甚至为了不发生淝水赤壁悲剧，提前几十年前就做了安排，而且我还会让章楶做为副帅，协助我指挥这次伐夏行动。”

但是御史台的十几个言臣急了，郑朗改制后，给了言臣极大的权利，但也做了一些限制，也就是言事可以，要实事求是，可现在发生了这么大事，无论御史台或者谏院，却不知道半点风声，如何了得，并且出兵多少，不与诸臣商议，却同前线三个将领商议，祖宗家法何在？

实际也就是民主与集权所产生的矛盾。

赵顼也正准备问这个问题。

这些年言臣给郑朗带来极大的麻烦，但也确实起了监督作用。

包括章惇案，大理寺弹劾章惇父子章俞与章惇叔叔沈邱县主薄章恺侵占民田。开封府官员畏惧章惇的势力，各怀佥书观望。事情闹到御史台哪里，纷纷弹劾。主要还是章惇个性太强横，得罪的人多，郑朗虽看重了他的才华，也不能包庇，而且侵占民田也是郑朗最痛恨的地方。因此朝廷做了重惩，牵连的兵曹参军吴潜勒停职，开封知府钱藻罚铜，开封府判官虞大、熙展磨勘一年，推官胡宗师、冲替，司录参军路昌衡磨勘二年，户曹参军刘陟、士曹参军王本、仓曹参军蔡旻竝差替。

章俞当杖一百，以年八十勿论，章恺勒停。御史台再接再力，又弹劾成都府转运判官周之道隐瞒章惇误着朱服一事，袁默妄言为章惇逃脱罪名，周之道徒一年，默杖一百。

章惇自辨，错肯定他也有错了，但侵占民田一事，他并不知晓，况且章家那么多人，他的好友亲朋更多，如果这些人犯了错，全部让他承担，也不大公平。

最终还是将他外放。

对此郑朗看法很公正，虽牵连广有重判之嫌，但也不是没有好处，多少会使重臣约束家人与亲戚，否则这些人仗着背景雄厚，为非作歹，影响会很大。也就是利大于弊。

但在这时候，章惇外放，无疑是一个损失。

面对言臣指责，郑朗淡淡说道：“诸位，征夏准备过程中，是陛下领手的，诸位相公皆知道，也参与了谋划，因为害怕契丹人参与其中，因此没有对诸位公布。之所以问了前方王韶三人，乃是因为他们身在前线，对西夏熟悉，对军事善长。各位，不要再纠缠了。”

这是委婉的说法，话外之意就是问了你们，你们懂不懂？

没有给他们机会再罗嗦，郑朗又说道：“临行前我送两个字给诸位。”

说着举出第一个字：平！

“将军百战平天下，天下平定杀将军。”郑朗道。

一句话让大家瞠目结舌，敢情是这个平啊。

“蜂房只有一只蜂皇，雄蜂工蜂分工明确。由是壮大。若是每只蜜蜂都要做蜂皇，必走向灭亡。唐室衰微，武将把持着财政军权，由是灭亡，五代更替，十国动荡，民不聊生。这才是祖宗抑武重文的由来。但想要国家安定，不一定非要杀功臣，光武不杀功臣，国家也大治。唐太宗看到尉迟敬德横行霸道，仅是敲打，由是敬德成为唐朝良臣。祖宗立国更是在制度崩坏之时，也没有杀功臣或者诬蔑功臣。若是害怕功臣掌控兵将，可以挑明了给虚位，给富贵，若是诬蔑来打击有功将领，将士必然心寒。狄青若不是饱受诬蔑，何来英年早逝？即便成功灭夏。还有更强大的契丹，外敌未除，过份打压有功的将领，我朝必成武则天之祸（指武则天杀死王方翼、黑齿常之、程务挺等勇将。武周一朝外战多大败的历史）。平非是平天下，还有公平之意。”

郑朗的话有些偏颇，宋朝不能说它是重文轻武，首先军费。宋朝每年军费支出是所谓穷兵黜武李隆基时的五倍以上，虽然许多兵士家中生活困苦，但比汉唐那种役兵制呢？那会更苦。郑朗说冤杀武将。汉唐也有。再说武器，宋朝比那一朝一代都重视武器研发，还有军校——武学。民间习武的气氛也很浓厚，弓箭社、马社、刀社、万马社彼彼皆是。武术更是宋朝常见的娱乐活动，比如角抵、使棒、舞刀枪、舞剑、射弩、举重，甚至有妇人穿着大背心大裤衩子，在街头公开与男人摔跤比赛。有些士大夫们还有着一身好身手，比如前朝贤相王曾就是一个武林高手，若打架，一个王曾能放倒十个郑朗。武术也在宋朝发扬光大，甚至在前期柳开、陈尧咨等士大夫愿意自动转为武将，投笔从戎。

之所以看上去重文轻武，一是宋朝缺少骑兵，数次大败，用兵成本又高，形成的内敛格局。二就是士大夫打压武将的权限，自赵祯朝始，挂帅的非是武将，而是士大夫、外戚、宦官，有武将，武将在军中仅是一个傀儡。

但这个问题郑朗也不好说明了，那么会成为文人的公敌。

因此只说一个平，让大家自己反思去。

又举起第二个字：正。

“何谓正，从一而止，一为天下定于一，天下一统，止则是止步，故正原义是谓征战止步天天下统一之时。战争来临，将士惨战，家人破离，百姓疲苦，故真宗陛下体恤百姓，那怕契丹大军已困在河北，也不惜屈辱地与契丹搭成和议，仁宗陛下虽多场大捷，依然与西夏拿出钱帛和解。可实际效果呢？西夏人反反复复，朝廷不得不在陕西驻扎大量军队。契丹虽比西夏好一点，庆历战争勒索我朝增加岁币，改献为纳，熙宁大旱，再次勒索了河东大片闲田地区。朝廷不得不在河东河北驻扎了大量兵士。非正！”

和平是好事，可这个驻兵，同样害苦了宋朝的百姓，宋朝的经济。

因此这所谓的花钱买安，也不是一个好方法。

“我朝西有西夏，西夏过后还有回鹘，就算灭了西夏，与回鹘未必能太平相处，况且吐蕃高原上乃是人间不可攀登之途，西南有大理，南方有交趾，辽东有契丹女真高丽，海外有倭国，北方更有契丹与漠北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这些游牧民族即便是汉唐花费了无数人力钱力，也只能做到国力最盛时短时间的征服。想要融兵器于九鼎，放马于南山，那是不可能了。但是征服了西夏，西方无强敌威胁。若在条件允许下，再收回幽云，北方门户关起。那么兵费将会减少三成以上，甚至四成，若是我朝政治再象现在这样清明，国家继续产生大量盈余。两税就可能会全部免去，甚至放开盐酒专营，去除各种杂税，降低商税。如国库有充足的积余，可以轻松地倚据关墙之险，退可守，进又可以不苛民的反攻，到了那时，才是我朝的正，才会接近夫子所说的大同境界。”

郑朗又重重地说了一句：“伐夏，仅是以正我朝的第一步！”(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