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为期三天的农会组织和学习会议上，韩国良和郭博奇，对整个谭家冲农会的七个通过推选产生的干部，和四十多户农会成员中的积极分子，就农会的建立的目的、意义，和农会在农村工作中的政权性质，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和说明。

许三斤第一个意识到，农会，就是缩小版的县衙门。他认为，农会就是村子里的衙门，民兵队就是村衙门里的衙役。

许三斤的看法代表了大多数村民的看法。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看法倒是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过，韩国良和郭博奇也明确的指出了，新的乡村政权和传统意义上的县衙门的根本不同。

第一，农会有领导权没指挥权。也就是说，农会干部，不能对村民指手画脚。它们只有和大家协商问题，号召和领导全体村民解决问题的权力。用直白的语言讲，就是说，农会干部行使权力要和大家商量着来。

第二，农会有司法审判的组织权，没有判决权。这是指在王书辉版的农会里，农会对乡村的司法工作，只有随机抽取村民组成审判会的权力。至于具体的判决，则是由工作组里的司法员，根据审判会的投票结果进行判决。

第三，本村的民兵组织，接受工作组和农会的双重领导。但是，民兵队队长和民兵队教导员，同时也是农会的干部成员。也就是说，农会会长等干部，与民兵队长和教导员，在农会中是处于平等地位的。而农会对民兵武装的的指挥，必须通过农会委员们的集体投票之后，才能实现。

三天的学习结束之后，大部分的农会成员已经意识到，过去是地主老财，土豪劣绅，那些田多、钱多、人手多的人，拿着村里的印把子。但是这个现实，在土豪劣绅、地主老财被打倒和消灭之后，已经一去不复回了。

通过学习的许三斤的想法，则更深了一步。他对于年轻的工作组成员们，心里并不是真心的佩服。倒是对这些年轻人嘴里的王师尊，他真心的感到佩服。

在许三斤的眼里，农会看起来好像权力挺大，地位挺高。可是，在农会里管事的人，既不能做错事儿，又不能不做事儿。因为，总也不做事儿，就不能体现出农会干部的地位。做错了事儿，就会危害到自己在村子里的威望。

许三斤觉得，自己这个农会会长，简直是被架在火堆上烤一样。许三斤对于设计出这样的制度。也就是说，组织村民选出农会，再通过掌握司法权和民兵队，让工作组躲在农会背后掌控整个村子，这样一套制度的王师尊，可谓是又敬又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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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王书辉对于没有接受过先进的思想教育的普通人，是完全不信任的。

从本质上上说，他认同荀子对于人性本恶的判断。他认为，没有接受过系统化的，先进的思想教育的中国人，一但咸鱼翻身，掌握了权力。那么，各种卑劣丑恶的闹剧，就会轮番的上演。

王书辉的看法是，在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前，在教育事业没有在全民范围内普及之前。处于农业社会的各个社会阶段，即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各个社会阶段里。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都要依靠精英人物的领导。

也就是说，在前工业化的社会里，中国社会是一个在精英领导下的阶级社会。

在生产力落后的农业社会里，教育不能实现全面化，受教育的权力被少数人掌控。这就不可避免的，让社会处于一种或严重或缓和的阶级矛盾之中。

王书辉没有能力直接使明朝末年的中国，直接进入到工业社会的阶段。

在明朝末年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他不能保证在他未来的政权机构里，都是受过先进思想教育的人掌握权力。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他只能通过尽量的完善制度的方式，抑制各种丑恶人性的爆发。

在王书辉看来。农会组织是将基层权力真正的下放给大多数人的一个权宜之计。

在目前的农村工作中，“吸引和团结青年人，建立民兵组织”；“组建学校开展教育，培养受教育的年轻人”；“推广优质种子和科学种植，保证粮食丰收”，这三大工作，才是王书辉眼中最主要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