帐内寂静无声。

薛世雄正襟危坐，沉思不语。伽蓝立于一侧，冷肃而谦恭。薛世雄余怒未息，根本没有让他坐下的意思。

薛德音坐在薛世雄的对面，神情落寞，意态索然，眼神仿若冬日的寒冰，透出一股浓浓的凄苦，绝望而无生机。

如今他的命运就掌握在薛世雄手，但薛世雄必须顾及到自身利益，假如事情的发展可能损害到自身利益，薛世雄绝对不会仗义相助。就如当年薛道衡罹难之际，虽然薛世雄与薛道衡、薛德音父子的关系都很好，堪称再世之交，但在那一刻，薛世雄却没有挺身而出，甚至在事后也没有出手相援，原因无他，他担心受到连累，选择了明哲保身。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霜，在血腥和残酷的权力场，这是最现实的自保策略。

今日薛世雄在大隋军中位高权重，完全有实力改变薛德音的命运。当日伽蓝在龙勒府劝说薛德音随其同赴辽东战场，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薛世雄的实力非常强大，而薛德音最终做出决策，也是基于这个理由。

在薛世雄面前，伽蓝不敢胡乱说话，更不敢把臆猜当作事实来呈述。虽然他绝对肯定杨玄感和李密等关陇贵族要乘着皇帝率主力大军进行第二次东征之际发动叛乱，但他没有证据，唯一的证据就是薛德音。薛德音也没有确实可信的证据，他流配且末三年多了，远离长安，与杨玄感等好音讯断绝，如今连长安局势都一无所知，更不要说参与杨玄感的叛乱谋划了，但以他的身份和地位，同样的话从他嘴里说出来，份量就完全不一样，这是伽蓝望尘莫及的地方。

某些话，伽蓝说出来，听在薛世雄的耳朵里就是胡扯八道，而薛德音说出来，薛世雄就将信将疑，不得不慎重对待了。

薛德音告诉薛世雄，早在皇帝西征吐谷浑时，杨玄感就想叛乱了，当时皇帝途径大斗拔谷，遭遇大风雪，行营一片混乱，的确是下手的好机会，但当时皇帝身边有一批来自江左的悍将，而杨玄感又未能完全掌控西北军，所以犹豫了一下，结果错过了机会。接着皇帝回到长安，马推行财经制度改革，肆无忌惮地抢夺权贵们的财富，搞得关陇贵族们怨声载道，杨玄感随即与斛斯政、元弘嗣、李密等人谋划叛乱事宜。

薛德音参与了早期谋划，当时主要步骤是拉拢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比如拉拢西北佛道两教，拉拢山东世家，结交山东豪望，试图以结盟山东人来联手打击江左势力。就在这时，时任司隶大夫的薛道衡成为皇帝强制推行财经制度改革的牺牲品，薛道衡惨遭缢杀，薛德音和家人流配且末，自此他消失于长安，对这个谋划后面的事就一无所知了。

依照薛德音的推测，远征高丽应该是一场阴谋，而阴谋的发动者应该就是以杨玄感为首的关陇贵族。

皇帝远征高丽的理由，是在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巡视北疆边地，在东.突厥启民可汗的牙帐里碰到了高丽使臣，认为境外诸虏的结盟不利于中土安全，随即修筑和加固北方长城，又于大业五年西征吐谷浑，遏制了西土诸虏对中土的威胁，接着便在大业八年的正月发动了第一次东征。

东征高丽的理由很荒谬。高丽太小，实力太弱，它对中土的威胁与突厥人根本没有可比性，与吐谷浑人也无法相提并论，就算皇帝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也应该找突厥人做对手，而不是找高丽人。

其次，像东征这种战略的大决策，不可能皇帝一个人说了算，就算皇帝要打高丽，假如中枢重臣、台阁大员一致反对，皇帝也只有放弃，而这种对抗必定打击皇帝的威信，所以不管是皇帝，还是中枢大臣，在拟制国策的时候，都非常谨慎，反复论证，兼顾各方面利益，最大程度缓和矛盾，确保国策顺利实施。以当前朝堂来说，君臣矛盾激烈，各权贵利益集团矛盾激烈，国策的拟制和实施尤其困难，东征策略的出台，必定有其深层次的原因。

再次，皇帝一直在进行官制、军制、财制等一系列制度的改革，这些改革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内外大环境，唯有如此，皇帝和改革派才能击败保守派，压制既得利益集团，这时候，皇帝和改革派绝不会轻易发动对外战争，这是显而易见的事，但皇帝先是西征，接着东征，从西打到东，不惜穷竭国力，这是为什么？难道皇帝和改革派大臣都是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之人？都丧失了最基本的理智和判断力？当然不是，唯一的解释就是一个，国内的矛盾太激烈了，而缓和矛盾的办法只有一个，进行对外战争。

什么矛盾如此激烈？修长城吗？长城自战国、秦汉以来就存在，修修补补而已，皇帝不过在长城东西两端的空缺处加了两小段，工程量不值一提。修运河吗？河北永济渠本来是黄河故道，河南通济渠早在秦汉就是连接黄河和长江的水道，连接长江和淮河的邗沟山阳渎早在春秋吴国时就存在了，至于连接长江和杭州钱塘江的江南河也是一样，春秋吴国时就存在了，秦始皇时期又进行了开凿，这条水道一直畅通至今。皇帝所做的就是把这四条水道加宽加固，工程量也是不值一提，对百姓根本造不成伤害。

无疑，矛盾来自统治阶层内部，来自权贵阶层之间的斗争，来自对中土权力和财富再分配权的激烈争夺。这个矛盾早在宇文氏的北周就存在了，很尖锐，甚至引发了历史的第二次灭佛毁道，结果矛盾激化，宇文氏的北周在击败高氏齐国，在统一大河流域，在夯实了中土统一的基础之后，竟然不可思议的轰然倾覆。

先帝建隋，这个矛盾同样激烈，但好在还有中土一统，而中土一统所带来的权力和财富可以暂时满足权贵阶层的庞大胃口。先帝后期，这个矛盾再度激烈，最终导致了太子杨勇的废黜大案。名义这是皇储之争，实际就是执政理念的冲突，国策的冲突，权力和财富再分配的冲突。今继承大统，以大无畏的精神，以一往无前的勇气，旗帜鲜明地向既得利益的权贵集团发动了潮水般的猛烈“攻击”。矛盾激化了，于是西征出现了，东征再继续，接着东征百万雄师毁于旦夕之间，皇帝和改革派就此坠入陷阱，面临万劫不复之危机。

成王败寇，历史是胜利者写的，秦始皇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秦帝国灭亡了，他败了，胜利者可以肆意污蔑。当朝皇帝也是一样，假如他败了，那么他现在所做的一切事，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将来都是他的罪孽。皇帝当然不允许这样的悲剧出现，于是他失去了理智，失去了判断力，迫不及待地发动了第二次东征。

谁是第一个提出东征高丽之人？是在什么形势下提出东征高丽？东征高丽的策略是形成于大业三年的巡视北疆边地，还是在大业五年公元609年西征吐谷浑之后？西征吐谷浑的真正目的，到底是开疆拓土建立武功，还是为远征高丽做准备？

这件事薛世雄知道，薛德音也知道，东征高丽的策略是在财经制度改革之后，是在保守派中坚人物薛道衡被缢杀之后，是在皇帝和改革派大臣重新分配中土的权力和财富之后。大业四年公元60年皇帝下令修缮北疆长城，开凿永济渠，其目的不是打高丽，而是加强北疆镇戍力量，一边加固防御，一边利用水道给北疆源源不断的运送军队和粮草，以防止已经休养生息近十年的北方诸虏再一次联合起来，南下侵掠。

大业六年公元610年皇帝南下江都，一路巡视，亲自督察财经制度的实施。可以想像，如果这种形势持续下去，各种改革深入下去，几年十几年之后，世家权贵，不管是关陇贵族还是山东江左世家，其权力和财富都将遭到致命打击。改革派和保守派，豪门权贵和寒门新贵，关陇人山东人和江左人，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终于爆发了。

谁第一个提出来东征高丽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像东征高丽这种明显错误的国策为何能得到中枢大臣的支持，为何赢得了台阁官僚们的一致赞同？假如这一策略是保守派拿出来的，那么改革派为何不予以坚决反对？假如这一策略是改革派提出来的，那他们在明知改革需要稳定的国内外环境的情况下，为何还要倾尽国力远征一个蛮荒小国？

至于第一次东征的失败，更是荒谬到了极致。十二个军，一百一十三万将士，九道齐头并进，水陆夹攻，南北夹击，打一个总人口只有几十万的高丽小国，竟然打败了，而且还是在气候最适宜进攻的时候，更匪夷所思的是，阵亡将士的数量竟然高达三十万，都快赶高丽小国的总人口了。这是皇帝指挥失误的责任？这是中枢制定的攻击计策的错误？这根本就是一场闹剧，一场由权贵们导演的以伤害无辜将士的性命来打击皇帝和改革派，试图牢牢控制权力和财富再分配权的血腥阴谋。

以此来推断，第二次东征，不但会必然失败，而且在皇帝和改革派遭到重大打击，威信降到最低点的时候，国内局势必然掀起惊涛骇浪。

皇帝和改革派大臣难道不知道？难道连这种最基本的预见和警觉都没有？当然不是，皇帝和改革派愤怒了，他们要下手杀人了。

建立骁果军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骁果军是禁卫军，禁卫军是内卫，内卫掌宿卫侍从。皇帝已经意识到危险，并以建立骁果军来警告居心叵测者，一场风暴就要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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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德音的分析和判断让薛世雄陷入了沉思。

老帅是相信，还是不相信？伽蓝正在想着如何进一步说服薛世雄，就看到薛世雄冲着他挥了挥手，示意他退出大帐。伽蓝看了薛德音一眼。薛德音看去很颓丧，低头不语。伽蓝躬身致礼，缓缓退出。

帐内就剩下薛世雄和薛德音。

“元弘嗣是否派人到灵武和朔方一带截查伽蓝的这支马军团？”

薛德音摇头。

“这么说，元弘嗣相信你已经死了？”

薛德音还是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