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怀昌夫妇离开的时候已经是西历十一月了，他们走了不久，谢婉贤便从北京发电报到上海，说她和冯夫人准备启程南下，到镇江过年，会在上海稍微停留一下。

谢道庸去世后，冯夫人着实消沉了一阵子，但她到底是旗人家的姑奶奶，在谢道庸墓旁守了三年孝后便搬回了京城，还一手办成谢宛新的婚事，将她嫁给了一个老实本分做生意的旗人。

宛新在谢婉贤教课的学校里工作，做后勤。谢道庸去世后她有些消沉，但本性里的天真活泼还在，虽然没上过学，但好歹由谢道庸亲自给开了蒙，背过唐诗宋词，也糊弄着读完了四书，因此在学校里倒还不算是个彻底的文盲，偶尔也能跟国文老师们聊上两句诗词，颇有人缘。

谢婉贤要带冯夫人南下镇江时，宛新着实不高兴了一阵子，还提议要带着母亲到婆家去，却被冯夫人拒绝了，婉贤知道她是想实现谢道庸生前的期望，因为就连她都知道，谢道庸曾经无数次念叨着告老，说想回镇江，跟老宅兄嫂小辈一起过个热闹，且不必走什么人情往来的年。

婉贤拜托徐适年去为她们买车票，要最好的车厢铺位，彼时徐适年正准备去采访孙文，婉贤就那么直接走到他报社里跟他说这些事，口吻亲切而平常，像个成婚已久的夫妻。

报社里有刚来的年轻人，不知道情况，但看他二人又时常交往，便开玩笑：“徐先生和夫人真是伉俪情深。”

徐适年还没说什么，婉贤反而主动道：“我们只是多年老友，并不是夫妻。”

那年轻人就吓一大跳：“不是夫妻吗？为什么？我看先生和夫人很般配啊。”

婉贤笑起来，眼泼流转，看徐适年一眼，又去同那年轻人打趣：“不要叫我夫人，把我叫老了，我还是个未婚少女呢。”

徐适年在一边哈哈大笑，连连点头，对那年轻人道：“这是我曾经的学生，我亲手将她送进北京大学。”

他一边说一边将桌上要带的东西，笔和硬皮本，还有怀表和一切钞票全部装进包里，那包是他自己缝的，一个布包，但现在就连报社的年轻人都在用皮包了。

“我要去见孙先生了，”他大步出去，同时叮嘱婉贤，“你要赶紧回家。”

婉贤不干：“你去见孙先生，不能带上我吗？我很早就同你说过了，我也想见他。”

徐适年同孙文，说来也算是曾经的上下级，只不过民国建立后，徐适年便隐退镇江做起了教书先生，再后来因谢诚引荐前往北京就任教育部职员，算是同倒袁的孙文分道扬镳。不过两人的政见终究没有极为相左，在徐适年卸任北京的公职后，他们还能心平气和地坐下聊聊。

徐适年身上还背着谢家七千两银子的债务，这笔钱他一直是从自己的薪酬里拨出来，直接寄到谢家去的。他因此而生活清苦，一件西装穿了又穿，有破损之处便自己小心缝补上，勉强维持仪表整洁，但要采访孙文这等政界显要时，便显得有些穷酸了。

谢婉贤第一次从报社知道孙先生点名要求徐适年来采访的事情时，就主动提出为他置办一套好点的西装，却被后者委婉拒绝。今日他又去见孙先生，她便又提起来，徐适年皱着眉头说她：“你只是个中学化学教师，每月能有多少薪水？还是自己留着一点吧。”

“我起码不必租赁房子来住。”婉贤眼下住在谢道庸留下的宅子里，跟从镇江搬回来的冯夫人一道，“就当租了一月房子，拿这钱来为你做一身新衣服，就当我借你的，你以后慢还不迟，怎么样？”

徐适年苦笑：“我借你家的已经够多了，再要累积，恐怕无力偿还。”

“你欠家里的同我没有关系，这只算是你欠我的。”婉贤劝他，“你不能总穿你那套旧衣服去见孙先生吧。”

“当年大家识于微时，漫说旧衣服，就是血衣也穿过，”徐适年道，“他若是因我的衣物而挑剔我，那也谈什么革命建国。”

谢婉贤叹了口气，自己咕哝一句：“什么歪理邪说到你这都振振有词。”

徐适年噗嗤一声笑了出来，他眼睛弯弯的，扭头看了谢婉贤一眼，用调侃的语气道：“是，我可是文人，文人最擅长的不就是颠倒黑白么？”

“好一个颠倒黑白，”谢婉贤道，“看来你也知道你是错的了。”

徐适年只抿着嘴笑，并不说话。

他们坐公车去孙文下榻的宾馆，车上人很多，徐适年便将婉贤护在双臂之间，人群推推搡搡，两人不免越挨越紧，婉贤自是一派从容，但徐适年却窘迫起来，使他不得不找些话题来转移注意力：“今天跟你开玩笑的那个小伙子，说来还是你的后辈校友，北京大学政治系的毕业生，叫梅思平，虽然毕业了有段日子，但到报社来不过几天，写评论很有些水平。”

谢婉贤在他双臂之间点头，很配合他地发问：“他毕业这么久，怎么会刚到报社？”